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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商務印書館
2018-02-15 00:08:20  來源: 中國曆史內參

論中國現代文化産業史視域下的早期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是中國現代史上最重要的出版機構之一,也是中國第一家現代出版機構,綿延至今一百二十年。它源自于美國長老會,但卻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根發芽,經曆了中國現代史上戰亂變革甚至轟炸焚毀,不但未湮滅于曆史長河之中,相反愈發頑強,枝繁葉茂。迄今爲止,商務印書館在中國大陸、台灣、香港乃至海外的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都設有經營機構,可謂亞洲出版界之翹楚。

史實證明,早期商務印書館決非只在出版發行這一圖書文化産業門類中影響巨大,舉凡印刷、電影、唱片、畫報乃至教育産業等其他當時最熱門的文化産業門類,均有不凡建樹,堪稱中國現代文化産業史的一朵奇葩。探究早期商務印書館的現代文化産業史地位與學術意義,無疑是學術界的一個重要課題。本文所指之早期商務印書館,特指創立至抗戰全面爆發之前的商務印書館,在這四十年裏,中國社會經曆了從帝制到共和的過渡,以及“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中國共産黨建立、北伐與抗戰等曆史大事,期間白話文、話劇、新詩、電影、唱片等文化産業的新事物在中國噴湧而出。與此同時,現代視聽技術、印刷技術、攝影技術、廣播技術紛紛相繼傳播入華,這一階段是爲中國現代文化産業史重要的成熟期。

就商務印書館而言,這一期間它經曆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單一到多元,甚至從毀滅到重生的曆史變遷,它不但見證了中國現代文化産業的成熟,而且也反映了中國現代文化、政治、社會在非常時期的艱辛嬗變與開拓創新,因此,對中國現代文化産業史視域下的早期商務印書館研究,顯得重要而又迫切。但吊詭的是,關于商務印書館研究可謂成果豐碩,但中國現代文化産業史視域下的早期商務印書館研究卻極爲不足。幾乎目前所有的研究都是針對商務印書館的某一個方面——如印刷、電影、教科書出版、畫報、企業管理制度等等,而缺乏對早期商務印書館在中國現代文化産業史中的貢獻的深研。就此問題而言,目前僅有芮哲非(Christopher A. Reed)的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UBC Press,2004)和莊玉惜的《印刷的故事——中華商務的曆史與傳承》(香港三聯書店,2010年)有一定的闡釋,但總體來說,這一問題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視了。筆者認爲, 從中國現代文化産業史的視域出發,研究早期商務印書館的曆史地位與學術意義,不但可以給商務印書館一個准確、客觀的曆史定位,而且對于中國現代文化産業史也是非常重要的補充。

早期商務印書館的文化産業活動

今日的商務印書館,主要以圖書出版、發行爲主,因此不少人認爲,商務印書館是一家只與書打交道的“百年老店”,但真相並非如此。自1897年該館創立至全面抗戰爆發的1937年,早期商務印書館確實在出版、發行、印刷等圖書期刊産業中處于全國領軍的地位,但不應忽略的是:它同時也在電影、唱片與玩具設計等領域裏成就斐然,成爲了當時文化産業領域裏的多面手,這在中國現代文化産業史中極其罕見。

商務印書館肇始于美國基督教長老會所辦“美華書館”,鮑鹹昌、鮑鹹亨、夏粹芳三位“美華書館”離職員工自主創業,遂成立了“商務印書館”,旨在“倡明教育,開啓民智”,這當然與當時戊戌變法的失敗、《馬關條約》的簽訂不無關系。其時中國的“洋務運動”已經經曆了半個世紀,但卻未能真正地改變國家的命運。知識分子們開始將目光投向了新興先進文化與觀念的介紹,此爲商務印書館創立之大背景。但需要說明的是,商務印書館甫一創立時,夢想並不遠大,首要目的無非是爲了盈利而已。因此創立之初的商務印書館主要經營兩個業務。一是英文教科書的印刷出版,另一個是會計賬本、教會材料的印刷,因此故命名爲“商務”,即純粹商業出版機構。

商務印書館真正的發展,是在二十世紀。1902年,商務印書館聘請蔡元培擔任編譯所長,不久後蔡元培離職,由張元濟接替。可以這樣說,張元濟的接手,讓商務印書館進入到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這也是爲何當下研究早期商務印書館的曆史,多半以張元濟爲中心之緣故。1903年,張元濟與日本“金港堂”會社合作,吸收10萬元股金,使其成爲中國曆史上第一家“中日合資企業”。合資後的商務印書館聘請夏瑞芳擔任總經理,大規模引進日本當時最先進的印刷設備,並延聘了日本技師改良技術。嗣後,商務印書館開始從事商業化圖書、期刊的出版發行工作,當中既包括《伊索寓言》這樣的通俗讀物,也包括《最新教科書》等功能性圖書,當然還包括《東方雜志》、《婦女雜志》等都市雜志。藉此,商務印書館一躍而成爲了清季民初中國最重要的出版機構之一。

辛亥革命特別是“五四”運動之後,是視聽技術轉移入華、早期視聽文化獲得極大發展的曆史節點,一大批唱片公司、電影公司相繼成立。在這個過程當中,商務印書館的身影尤其值得關注。1917年,一位美國電影人攜帶大量電影設備來中國,准備“大幹一番”,但他抵達中國之後,竟發現“惟時華人腦筋中,猶不知電影爲何物”,此人四處拜訪,仍“無人過問”。不得已,他只有決定賤賣這些設備,只身回到美國。此事被商務印書館交際科科長謝秉來知悉之後,“立電滬上總公司,備述受盤之利益”,于是以不足三千元的低價,從這位美國電影人手裏買到包括“百代舊式駱駝牌攝影機一架、放光機一架、底片若幹尺”[①]的成套電影器材,並成立附設于“印刷所照相部”的“影戲活動部”,此爲商務印書館投身中國電影産業之起始。楊憲益先生認爲,這是“中國最早的私營電影制片機構”。[②]

這當然並非是偶然而爲,一年前,商務印書館員工鮑慶甲曾赴美考察好萊塢電影,[③]這說明了商務印書館早已關注了當時最時興的文化産業並希望將其移植入華。其時好萊塢電影也處于萌芽期,1911年,好萊塢第一家電影公司內斯特電影公司才宣告成立,而當時的好萊塢,不過是一個固定人口不足一萬人的小鎮而已,而電影産業當時也只是剛剛出世的新興産業。商務印書館視角之敏銳,由此可見一斑。

商務印書館成立“影戲活動部”之後,拍攝了中國最早的兩部故事電影《閻瑞生》與《紅粉骷髅》,它們都是情節跌宕起伏的偵探電影,前者由中國導演先驅任彭年執導,而後者又由袁世凱的兒子袁寒雲與該片導演管海峰擔任編劇,這與當時偵探小說在中國的走紅密不可分,當然當中也夾雜了當時美國的偵探片元素。這兩部電影上映之後,社會褒貶不一,肯定者評價:“國人自攝影片,竟能臻此境界,殊出意料之外”,[④]可見其技術水平在當時已居于先進地位。此後,商務印書館還邀請梅蘭芳擔任導演與編劇,推出了《春香鬧學》與《天女散花》兩部戲曲電影,此爲中國戲曲電影的淵薮。1926年,商務印書館收購了國光電影公司。盡管商務印書館提出“以教育時事風景爲限”作爲從事電影活動的宗旨,但卻在中國早期電影産業實踐中取得了卓異的成就,這是不爭的事實。

電影如是,唱片業亦不例外。與攝影技術一樣,錄音技術移植入華,幾乎與國外同步,[⑤]因此商務印書館進入唱片業也較早,在亞洲範圍內亦算先驅之一。1922年,主要推行此工作的是學者趙元任。當時他應商務印書館之邀,爲商務印書館灌制六張國語教學的唱片,用于電化教育之用,此爲商務印書館涉足唱片業之起始。當時這些唱片主要賣給國語不好的華僑,可謂是“對外漢語教學”之濫觞,據當事人回憶,商務印書館開發的這一套唱片銷路奇佳,一度賣到仰光。[⑥]需要說明的是,早期商務印書館在唱片産業領域的成就,主要在電化教育層面,即推出語言學習等類別的唱片。當時中國的唱片業,本身就是一個分衆傳播的市場,電化教育唱片、戲曲唱片與流行音樂唱片三足鼎立,而早期商務印書館當仁不讓是電化教育唱片業的領軍企業。除了趙元任錄制的國語教學唱片之外,早期商務印書館還出版一些科普常識類的介紹唱片,並利用自己先進的技術與設備拍攝了《幼兒園》、《養蠶》等科普電影,既踐行了“以教育時事風景爲限”這一宗旨,也很快地在電化教育産業領域奠定了重要的地位。

而且在文化産業諸領域中,早期商務印書館還是中國現代玩具業的先驅。在晚清以來的上海,玩具市場長期由外商把持。張元濟在日本考察玩具市場之後,認爲玩具是兒童啓蒙的重要工具,必須要由中國人自己設計生産。剛投入生産時,盡管“自制教育玩具出品尚佳,與西貨不相上下,唯成本較貴,定價未能過廉”,[⑦]但“玩具房制造兒童教育用品及有益兒童身心之各種玩具去年出品甚多,陳列店堂,大受顧客歡迎”,[⑧]並且生産規模不斷擴張,“又自制兒童教育品及各種玩具已達二百三十七種,比上年加增六十二種。”[⑨]

此外,早期商務印書館還是中國教育文化産業的先驅,先後開設了商業補習學校、小學師範講習所與國語師範學校等教育培訓機構近十所。以“商業補習學校”爲例,其創立之由是“爲本館輸送編輯、出版、印刷、發行的專業人員”,[⑩]1909-1923年,商務印書館連續辦了七屆“商業補習學校”培訓班,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商務印書館的人才之缺,但顯然商務印書館不可能將這些學員照單全收,譬如杭穉英、鄭曼陀等當時首屈一指的商業畫家都是該校畢業生,因此“商業補習學校”仍是一所商業性質的教育産業機構,這確也構成了商務印書館在教育文化産業上“爲時代之先”的曆史地位。

文化産業離不開文化企業,更離不開現代企業制度對文化生産、傳播的促進。在這個層面上,商務印書館的現代企業制度也開時代之先河,史實證明了它是中國第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文化企業,這也是商務印書館爲中國現代文化産業所作出的貢獻。在商務印書館成立之時,中國雖然有名義上的文化企業,但它們幾乎都缺乏正規的建制化,更遑論現代企業制度。但商務印書館卻一開始就處于一個制度化的背景之下,這尤其難得。商務印書館成立不久,便與日商合資,並積極引入對方技術,這可以看作商務印書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之起始。嗣後,商務印書館在經營上采用總經理負責制,聘請專業人士專職從事出版、電影、幻燈片與唱片等産業活動,建構了“股東大會-董事會-總務處”的管理模式,可謂權責分明。而且商務印書館有非常強烈的版權意識,早在1918年,張元濟赴日談引進影片時,就曾稱“余意首要得人,次須取得版權”、並且希望,“與日方合資,可得人才、可得版權”。[11]及至新文化運動之後,商務印書館更是在全國設立分號、發行所,並且在全國出版行業率先建立、健全了印刷、倉庫與發行的章程以及圖書質量檢測制度。[12]不難看出,商務印書館在管理制度、股份制度、分支機構設立與市場經營上具備了一個現代企業的特征。

需要說明的是,現代企業制度是商務印書館得以在戰火中鳳凰涅槃的重要因素。1932年淞滬戰事爆發,上海地區大量出版社、報館因爲戰爭的爆發而破産,而商務印書館又成爲了日軍重點的迫害對象。1932年1月28日,日軍進犯閘北,商務印書館慘遭轟炸,爾後又被日本浪人縱火。張元濟之子曾回憶在這場劫難中“商務在閘北的印刷廠和東方圖書館被日本帝國主義炸毀。圖書館所藏之書全部化爲灰燼。那天正吹東北風,紙灰由閘北直吹到滬西,落在我家園中”。[13]但時任總經理王雲五當機立斷,與董事會一道按照規章制度作出緊急決策。一方面“上海總館、總務處、編譯所、印刷所、發行所、研究所、虹口西門兩分店一律停業;所有總館同人全體停職;總經理王雲五、經理李拔可、夏鵬辭職照准。”另一方面決定“公司以後方針俟立集股東會議決定。組成特別委員會,辦理善後。”[14]正因爲有完善的企業制度作依托,使得商務印書館可以迅速在災後奇迹般地複業,並且再度成爲國內文化産業領域的領軍企業。

如上是商務印書館除卻書刊印刷、出版與發行之外,在其他文化産業領域裏所作出的成就。早期商務印書館在出版領域的卓著貢獻可謂衆人皆知,如1929年至1937年編輯出版的《萬有文庫》(共計1721種、4000冊)、1902年至1931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教科書多達390多種等等,[15]至于各類暢銷書則不勝枚舉,本文茲不贅言。從前文所論可知,早期商務印書館決非簡單的出版機構,而是一個多元業態、多樣經營的文化企業,這在中國現代文化産業史上並不多見。因此,從中國現代文化産業史的視域來探究早期商務印書館的曆史定位問題,顯然有一定學術意義。

早期商務印書館的出現:中國現代文化産業史的發展必然

要探究早期商務印書館在中國現代文化産業史視域下的曆史定位問題,則必須簡要回顧中國現代文化産業史的早期發展階段。由在華外僑移植入華的中國現代文化産業史,與中國的近代史一同發轫,肇始于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的上海開埠時期。在嗣後的半個世紀中,中國現代文化産業可謂艱辛開拓,從《北華捷報》、“A.D.C劇團”與“吉慶公所”等新生産物艱難起步,依靠“西俗東漸”與中國社會、文化現代化的浪潮逐漸自我完善,從單一門類向多元經營逐步轉型。[16]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現代文化産業史逐漸從萌芽期向成熟期過渡。

藉此筆者認爲,商務印書館的出現並非是“橫空出世”,而是中國現代文化産業史的發展必然,理由有三。

首先,二十世紀以降,中國現代文化産業體系已較爲成熟、發展較爲完備,出現了“多元業態”的機構(或都市空間),早期商務印書館是個中代表。

在十九世紀的中國現代文化産業萌芽期,文化産業體系並不完備。無論是樂隊、報刊、劇院還是影樓、演出中介與書畫市場,其最大的特征是經營業務上的單一性。但到了十九世紀的最後十年,中國現代文化産業的業態開始逐步走向多元化,當中另一個重要的代表就是上海的張園。作爲當時滬上最重要的文化産業中心,張園不但承擔張貼廣告、展覽拍賣與演講聚會的場地租賃業務,而且還有西餐廳、彈子室、抛球房、茶樓、電影院、影樓與中西餐廳等附屬文化産業,是爲中國最早的“文化産業多功能綜合體”。早期商務印書館不但與張園處于同一曆史時期,而且與張園有著相似之處,都屬于多元業態的文化産業。一方面,這顯示出了中國現代文化産業逐步走向成熟,另一方面也證明了,早期商務印書館本身是時代的産物,是變革期中國社會應運而生的結果。

早期商務印書館的“多元業態”,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在“西俗東漸”語境下的對于世界的回應。當時在歐洲、美國與日本,因爲視聽技術、印刷技術的發展而形成的視聽、圖書文化産業,其發展可謂是如日中天。因爲世界殖民戰爭而被迫卷入全球化浪潮的中國,自然也會因爲大量在華外僑的存在而對這些新興的文化産業産生興趣。而本身視野較爲開闊的商務印書館對于這股“西風”采取了積極的回應態度,這也是早期商務印書館走向“多元業態”的重要動因。

現在看來,盡管早期商務印書館涉足電影、唱片等新興文化産業形態並不成熟,但是這種理念與方式卻在當時自有其先進性。文化産業不同門類本身具備共生性,從媒介的角度看,文化産業具備同內容、跨媒介的共生性。[17]譬如商務印書館在推出國語學習唱片的同時,還推出了紙質教材,而商務印書館每推出一些科普電影,則亦在同時推出一些與之有關的圖書。這一方面會給相關文化産品帶來成倍的銷量與影響力,另一方面會平均不同行業部門的利潤,在獲利上不但“預備特別公積,以資調劑”,而且“有時或有特別推廣營業及填補意外虧耗之用”,[18]這種靈活的多樣化經營促進早期商務印書館文化産業體系的日趨壯大,也帶動了中國現代文化産業體系化、規模化的發展。

其次,早期商務印書館反映了中國現代文化産業的審美檔次與整體格調産生了質的變化,促使中國現代文化産業進入到了“現代性”的維度當中,進而逐步告別了普遍“下裏巴人”的時代。

仔細來看,中國現代文化産業在萌芽期,先後經曆了兩批受衆。一批是移民來華的早期在華外僑,他們是中國現代文化産業發生的推手,以工部局樂隊、A.D.C劇團、《北華捷報》與美華書館等等爲個中代表。[19]隨著都市開埠的增加、中國卷入全球化浪潮的加深,一批中國本土的受衆隨之逐漸出現,當中既有買辦大班、新式學生,也有歸國華僑、城市平民等等,當然還有大量的“外來打工人群”。[20]因此,絕大多數人並不具備消費上述舶來文化産業的水准與能力,因此,另一些屬于中國人的文化産業業態隨之出現。當中既包括“千篇一律,都離不開穢亵二字”[21]的小報,以及《姊妹花》《蘇州老騷》等“銷路極暢”的豔情小說,也包括滬上各路妓院、低檔新式酒樓(以及戲園)等冶遊娛樂場所。不難看出,上述諸文化産業活脫脫地勾勒出了一個格調不高、內容低俗的“虛擬/現實”都市文化空間。

就萌芽期的中國現代文化産業而言,如果抛卻在華外僑所興辦的文化産業,那麽當時的中國文化産業顯然在審美檔次與整體格調上呈現出了“下裏巴人”之風。究其原因,一方面,當時可以消費現代文化産業的大多數中國人並不屬于真正的“有錢有閑”階層,最多只是在開埠環境下“附庸風雅”而已,難以說他們真的認識到新興文化産業所帶來的新思想、新文化與新觀念,更奢談將這種“新”的意識形態産業化,但對于新式生産、傳播方式之下的低俗文化,卻青眼有加;另一方面,當時中國處于帝制時代晚期,即王德威所言之“被壓抑的現代性”,其時民衆有現代性的訴求,文藝創作者們也對“無中生有的都會奇觀”與“近代西方文明交錯影響”有著特殊的“現代性”體會。[22]但他們不可能無拘無束地表達現代性的意識形態訴求。因此,當時中國文化雖看似呈現出了面向現代性維度的轉移,但受制于社會制度的與傳統觀念雙重束縛,現代性即使有可能萌芽,亦會處于一種“被壓抑”的狀態之下。嗣後的辛亥革命打碎了壓抑文化朝向現代性發展的政治桎梏,這是中國現代文化得以在合適的土壤內迅速發展的外在動因。

商務印書館的出現,顯然是辛亥革命前後中國現代文化産業中的中流砥柱,可以說它在現代性這個意識形態的生産、傳播中居于一種先鋒且扛鼎的地位。這既與其出現的曆史時期密不可分,也反映了商務印書館的主要負責人審時度勢、把握時機的過人之處。在辛亥革命爆發之後,商務印書館雖然出版過一些暢銷書,也興辦過一些市場化的期刊,也拍攝了一些情節化的電影。但這些文化産品卻在總體上仍與晚清小報、豔情小說有著本質的區別,他們在意識形態總趨勢上是與辛亥革命的大勢相一致的。

據不完全統計,在1910-20年代的廿年間,商務印書館總共出版各類圖書400種,拍攝電影10余部,出版唱片40余種,出版雜志10余種,制作玩具更不計其數。在1919年,商務印書館年營業額“合計洋三百一十五萬一千三百五十八元二角四分四厘”,[23]其産品的發行量之巨大、影響之廣泛可想而知。因此,早期商務印書館在相當程度上提升了中國現代文化産業的審美檔次與整體格調,並已然成爲了現代中國社會意識形態主要的推陳出新者與建設者。

當然我們不能忽視一個大背景,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中國民族企業的迅速發展,這與國際銀價的變化、戰爭的刺激以及中國的都市化、工業化進程有著複雜的聯系。[24]早期商務印書館的發展,顯然與這個大背景休戚相關。文化産業本身也是國民經濟産業的一種,尤其在辛亥革命之後,“實業救國”、“振興國貨”成爲國家建設主旋律,政府也相繼出台了《獎勵國貨辦法》等章程條例推動民族經濟發展,[25]早期商務印書館在文化産業領域內所獲得的成功,當然也與這一特殊的時代背景密不可分。

第三,早期商務印書館見證了以市民文化爲基礎的中國現代文化産業的崛起,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反映了當時中國都市社會的形成與新興階級的壯大,它爲中國現代文化産業得以迅速發展打下了社會基礎。

文化産業,英文是cultural industries,即工業化的文化生産。其能指包括了現代性語境下的工業文明,因此顯然是資産階級制度建立與工業革命之後的産物。古希臘的城邦時代與中國的唐宋時期,盡管有文化消費,但並不構成産業。因爲對産業屬性的評判更多是傾向于對生産而非消費環節,其要素包含新興階級的生産關系與先進的生産力。[26]中國現代文化産業也不例外,萌芽期的中國現代文化産業,處于中國市民階層的形成期,一方面既要滿足當時社會意識形態的總體需求,另一方面還要承擔起時代啓蒙、推動社會市民化發展的曆史重任。

商務印書館成立之時,中國已經被迫卷入全球化長達半個世紀,期間不但出現了新興工人階級,也孕育出了市民階層。1900年,上海地區人口超過100萬,大多數是新近湧入上海的外來移民,他們當中大部分人都成爲了上海的新興市民階層,1910年上海500人以上大廠共有職工7.7萬人,其中在外資工廠中的工人爲3.5萬人,[27]如果算上學堂學生、報館報人、洋行夥計等等,總人數預計在20萬左右。這樣一個龐大的群體,顯然足以構成市民階層這一新興社會群體。商務印書館的出現,無疑與其形成不無關系。無論是巴黎、倫敦、布魯塞爾還是上海,但凡現代文化産業的發展,都是市民階級推動使然,成熟的現代文化産業,其核心都是市民文化。商務印書館在當時所推出的《東方雜志》、“萬有文庫”以及各種教育片、故事片,從受衆對象上看,都是處于培育期的市民階層,早期商務印書館順應時代潮流,在培育市民階層上付出甚多。

從早期商務印書館所推出的産品不難看出,自成立伊始,商務印書館就矢志不移地推行“以扶助教育爲己任”[28]的宗旨,張元濟自己也認爲:“國民教育之旨,即是盡人皆學,所學亦無需高深,但求能知處今世界不可不知之事,即可立于地球之上”。[29]與當時絕大多數書商、報館不同,張元濟辦商務印書館,在相當程度上承擔著“國民市民化”的啓蒙重任,而正處于辛亥革命與“新文化運動”變革之中的民衆,恰也有這種啓蒙的文化願望與精神訴求。

由是可知,商務印書館的出現、發展本身是中國現代文化産業史的發展必然,是市民階層及市民文化形成的結果,它與張園的出現一樣,反映了中國現代文化産業逐步從萌芽期走向了成熟。

早期商務印書館的現代文化産業史地位

早期商務印書館,雖然起步于上海這個繁華的十裏洋場,但卻曆經磨難,甚至遭受日寇的轟炸,可謂中國現代文化産業浴火重生、鳳凰涅槃的真實寫照,其發展艱難困苦,玉汝于成,可謂是中國現代文化産業史的縮影。因此,給早期商務印書館賦予一個准確的文化産業史定位,頗有必要。

首先,從曆史發展的角度看,早期商務印書館是推動中國現代文化産業史走向成熟的先行者。

中國現代文化産業從萌芽期到成熟期,是一個複雜的演變過程,是內容與形式的雙向成熟。萌芽期的中國現代文化産業,其內容難以稱之爲“現代性”。前文已經提到,在華外僑興辦的樂隊、英文報紙,雖然在內容上頗爲新穎,但卻針對在華外僑,與中國現代文化關系不大;但當時中國人自己興辦的文化産業,雖然在生産、傳播的方式上與古代文化生産消費相比有本質差異,誕生了官書局、“吉慶公所”與各類小報等新興文化産業業態,但內容以奇譚怪事、豔情小說、傳統戲曲與四書五經爲主。並且從形式上看,萌芽期的中國現代文化産業在業態上也頗爲單一,主要是出版産業,不同的業態而且也缺少融合性。

進入二十世紀以來,視聽技術傳播入華並獲得較大發展,以及新的文化形態如話劇、白話文、新詩等相繼出現,特別是辛亥革命的爆發,使得中國人在觀念上獲得了解放,由清政府主導的各類報案、文字獄成爲曆史,亦這促使中國現代文化産業從內容到形式上産生了變革,這也給商務印書館以極大的發展機遇。但是商務印書館在辛亥革命爆發之前,已經在影響力、技術等層面上有著數十年之久的耕耘積累。一方面也在出版領域努力較多,尤其在出版教科書、詞典方面,積累了豐厚的出版經驗與讀者群,而且商務印書館本身源自于“美華書館”這個在華曆史悠久、具備現代文化産業屬性的出版機構,與當時許多“官書局”或民營出版機構相比,商務印書館擁有較爲先進的管理方式與眼界,因此在管理、技術上都先人一籌;另一方面就是商務印書館特別注重技術革新,張元濟甫一接手商務印書館,第一步就是引進日本的資本與先進印刷技術,使其成爲在技術上首屈一指的企業。當然這也與商務印書館處于上海這個中國最爲開放的城市密不可分,其時上海不但擁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與新式知識分子群體,而且商務印書館一直在租界辦理編輯、發行業務,這可以在相當程度上避免了當時紛亂政治時局的幹擾。[30]因此,一俟進入到特定的曆史時期,它自然能成爲中國現代文化産業史從萌芽走向成熟的先行者。

正如前文所述,早期商務印書館在中國現代文化産業史上創下了許多個“第一”,當中既有形式上的創建,也有內容上的革新。曆史地看,這當然是在受衆、技術上長期積累、厚積薄發的結果,因此得以在中國現代文化産業史的成熟期之初大有作爲,並且在技術、觀念、管理方式上影響到了同時代其他的文化企業。譬如商務印書館《最新教科書》的出版,這既給商務印書館帶來了巨大利潤,也爲提升國民素質、促進市民化進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在《最新教科書》出版後不久,陸費逵便成立中華書局,並在《中華書局宣言》稱:“立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實在教科書”,[31]欲與商務印書館一爭高下。及至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連一些出版暢銷小說的新出版社如北新書局、世界書局、開明書店、大東書局等等都瞄准教科書市場,[32]這不得不說是商務印書館所奠定的影響基礎;此外還有科普電影,商務印書館以“教育電影”之名打開科普電影的市場,引起社會極大反響。1932年,數十位知名學者發起成立“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由蔡元培任主席,四年後,該會陳友松、盧時白兩位理事在上海合辦了一個中國電影教育用品公司,並出版了《電化教育》周刊,[33]自此之後,中國的科普電影産業走上了發展的額快車道,以孫明經爲代表的科普電影導演、制片人將科普電影與國家建設、公民教育與電影産業有機地結合到了一起,促使科普電影的設備生産、拍攝推廣成爲當時中國電影産業中重要的組成。凡此種種皆證明了,早期商務印書館是推動中國現代文化産業史走向成熟的先行者。

其次,早期商務印書館在中國現代文化産業史中有著承上啓下、推陳出新的曆史價值,它是現代文化産業“中國化”發展的推動者、見證者。商務印書館的成功證明了,現代文化産業的發展必須要與時代、國情相適應。因此,一部早期商務印書館發展史,也是中國現代文化産業“中國化”的進程史。

在中國現代文化企業中,如商務印書館這般多樣化經營且持續營業百余年的,並不多見。縱觀早期商務印書館的曆史。不難發現,因爲晚清的時局造就,使其被打上了特殊的曆史烙印。它源于美國傳教士興辦的“美華書館”,創立之初並與日商合資且引進日本技術。這是現代文化産業在近代中國不得已被打上的“舶來性”烙印,但早期商務印書館經曆了四十年的發展也證明了它不斷在發展中適應中國國情,推動現代文化産業的“中國化”發展的特性。這裏所言之“中國化”,是針對中國現代文化産業的特殊屬性而言的。作爲“西俗東漸”的産物,中國現代文化産業在相當層面上具備“舶來”的特征,無論是內容、技術還是形式,源自于中國本土的並不多,其發生也是在華外僑“移植”的結果,因此中國現代文化産業史的發展,必須要符合中國國情、滿足中國的時代需求,離不開“中國化”這一基本原則。藉此本文認爲,商務印書館推動現代文化産業“中國化”在于兩個方面:一是內涵的中國化,另一個則是路向的中國化。

先說內涵的中國化,文化産業的核心是文化,中國的文化傳統有著很強的“載道”傳統,即文化要有時代性,優秀的文化産業當然更要在大時代中有所作爲。早期商務印書館四十年發展史,可以說正處于中國曆史上的大變局。商務印書館所從事的文化産業活動以及所推出的文化産品,皆應大勢所趨,反映了時代的迫切需要,這顯然與其他萌芽期的文化産品有著本質差異。在國難當頭的十九世紀,相繼簽訂的《馬關條約》、《辛醜條約》堪稱喪權辱國,而與之共生的“庚子國變”、甲午戰爭更是將中國推向了亡國滅種邊緣。但當時在中國影響最廣泛的文化産品竟然是各種“談女人,談性交,紅情老七,雪豔老八,可實在是無聊得可以的事情,不但無聊,而且近于下流”[34]的低俗小報與一些忠君盡孝、才子佳人戲曲演出,它們皆以“不談國事”爲共性。這當然與晚清嚴苛的言論管制不無關系,但毋庸諱言,當時中國文化産業的大部分從業者,既缺乏時代感,也談不上有什麽責任心,這使得萌芽期的中國現代文化産業諸多內容在內涵上嚴重與時代脫榫。

商務印書館雖然挂名“商務”,但卻與時代、國事休戚相關。早在科舉制尚未廢除的1903年,清政府剛剛頒布學堂章程,商務印書館就按照“學期制”編輯出版了我國第一套初等小學教科書即《最新教科書》,而當時滬上許多出版商正在圖眼前之利,大肆推出各種豔情、黑幕小說與低俗小報,但事實證明,商務印書館的教科書獲得了巨大成功,引領一時風尚,但格調低俗的出版商們均在“五四”前後被社會逐漸淘汰。至于在“五四”運動之後商務印書館推出“教育電影”、編輯出版“萬有文庫”,更是商務印書館在新文化建設期瞄准時代需求、符合國情需要的“載道”之舉,這不但使商務印書館獲得了利潤、擴大了規模與影響力,而且使自己獨立于時代的潮頭之上,引得當時一批文化産業企業紛紛效仿。

其次則是路向的中國化。這裏所言之路向,主要是指商務印書館的生存、發展形式。任何一個企業,要想在中國獲得好的發展,則勢必要對中國的消費者有所了解,文化企業當然也不例外。商務印書館之所以能夠綿延百余年發展不衰,並在戰火紛飛之中頑強堅挺,當中很重要一個原因就在于,商務印書館在生存、發展的過程當中一直堅持“中國化”的路向,對于中國的國情有著充分的認識,[35]張元濟對此一直持明確觀點,他“認爲國外先進事物應該效法,但必須適合國情”,特別“編寫教科書既要適合國情,又應適應時代的需要;不可抄襲科舉時代的傳統書本,也不可籠統翻譯洋課本”。[36]

早期商務印書館處于一個積貧積弱的半殖民半封建中國,當時中國的文盲數量巨大,而且貧困人口龐大,而且又有著幾千年的宗法封建傳統與農耕文明,意識形態的現代化之路艱辛無比。這一特殊的國情決定了,中國現代文化産業的發展必然有著自己的特殊性,而不能將倫敦、巴黎或紐約的文化産業發展模式照搬照抄。早期商務印書館在推出文化産品的過程中,非常注重與具體國情的結合。據沈百英回憶,當時編撰教科書時,張元濟曾再三強調,“首先從事教材、教法的改革,編出整套合于國情的教養員用書。”[37]1930年代在編撰出版“大學叢書”時,序言中再度聲明“惟我國學術幼稚,尚無此項專書,而外國書籍又不盡適于國情,學者苦之。”[38]而商務印書館在進行玩具的設計、生廠上,更是注重對國情的把握,一方面,借助當時最時尚的鐵皮、塑料材質,另一方面,將中國傳統玩具如五子棋、象棋、滾鐵圈等與之結合,制作出中國孩童特別是家長普遍喜愛的鐵皮跳雞、塑料象棋等新式玩具。而且,注重國情還體現在商務印書館的薪酬制度、管理方式上,商務印書館雖然采取現代企業管理制度,但早期商務印書館處于民族工業的上升期與工人階級的形成期,商務印書館作爲資方,認識到日益壯大工人階級不但是市民階層的重要組成,而且必然會成爲日後中國社會的主要力量,這是當時中國最大的國情之一。因此,早期商務印書館的管理者對工人階級的訴求有著一定的尊重與認識,譬如張元濟曾以“互助合作、同存共利”作爲其勞資關系的指導思想,並在商務印書館推行福利保險制度。1931年,時任總經理王雲五准備推行“科學管理法”,此事已經在董事會上獲得了通過,但遭到了工會的一致否定,王雲五只好將其改爲“部分推行”,[39]上述對于工人階級的清醒認識在當時上海其他企業如紗廠、面粉廠中是難以做到的。正因此,早期商務印書館也成爲了當時左翼文藝運動的主要陣地,並爲左翼文藝的發展提供了溫潤的發展土壤,[40]沈雁冰、周揚、周立波等共和國文藝、財經領導人都曾來自于商務印書館。

綜上所述,早期商務印書館在中國現代文化産業的不同門類如出版、電影、唱片、玩具、教育産業乃至現代文化企業制度建設中都有卓著的貢獻,開辟了中國現代文化産業史的多個“第一”。它有力地建構了中國現代文化産業多元業態共生的局面,改變了中國現代文化産業的總體格調,從而推動了市民文化的形成,反映了市民階層的文化需求。因此,從中國現代文化産業史的視域看,早期商務印書館不但是推動中國現代文化産業從萌芽走向成熟的先行者,而且它還是現代文化産業“中國化”發展的推動者、見證者,有力地證明了文化産業只有與中國國情相適應才有發展前景的這一曆史事實。

  注釋

  [①] 徐恥痕:《中國影戲之溯原》,中國電影資料館編:《中國無聲電影》,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6年,1327頁。

  [②] 楊憲益:《去日苦多》,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15年,第291頁。

  [③] 谷劍塵:《中國電影發達史》,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編:《中國電影年鑒》,1934年。

  [④] 嚴芙荪:《我之“閻戲”談》,《申報》,1921年7月26日。

  [⑤] 韓晗:《早期視聽文化:中國現代文化産業的重要起源》,《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7年第5期。

  [⑥] 陳塵若:《趙元任和商務印書館》,蔡元培、蔣維喬、莊俞:《1897-1987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604頁。

  [⑦] 張元濟:《在民國九年商務印書館股東常會上的報告(1920年5月8日)》,張元濟:《張元濟論出版》,張人鳳,宋麗榮選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42頁。

  [⑧] 張元濟:《在民國七年商務印書館股東常會上的報告(1918年4月13日)》,張元濟:《張元濟全集·第4卷·詩文》,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338頁。

  [⑨] 張元濟:《在民國九年商務印書館股東常會上的報告(1920年5月8日)》,張元濟:《張元濟論出版》,張人鳳,宋麗榮選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42頁。

  [⑩] 趙而昌:《商務印書館爲我國文化事業輸送人才》, 顧國華編:《文壇雜憶·全編·3》,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年,第19頁。

  [11] 張元濟:《張元濟日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342-349頁。

  [12] 相關研究可參閱何國梅《商務印書館的現代企業制度研究(1897-1949)》(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及潘文年《20世紀前半期的商務印書館給我國現代出版企業的啓示》(《出版科學》,2007年第12期)。

  [13] 張樹年:《我與商務印書館》,蔡元培、蔣維喬、莊俞:《1897-1987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290頁。

  [14] 上海市新聞出版局,上海商務印書館職工運動史編寫組編:《上海商務印書館職工運動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第91-92頁。

  [15] 莊俞:《談談我館編輯教科書的變遷》,蔡元培、蔣維喬、莊俞:《1897-1987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604頁。

  [16] 韓晗:《略論中國現代文化産業史的分期問題》,《東方論壇》,2016年第6期。

  [17] Marsha Kinder:Transmedia Frictions: The Digital, the Arts, and the Humanitie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 p.151.

  [18] 張元濟:《在民國七年商務印書館股東常會上的報告(1918年4月13日)》,張元濟:《張元濟全集·第4卷·詩文》,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341頁。

  [19] 韓晗:《在華外僑與中國現代文化産業的發生》,《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7年第4期。

  [20] 此處所言“外來打工人群”是指十九世紀後半葉陸續從郊縣湧入開埠城市的失地農民、漁民等剩余勞動力,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西方的現代經濟逐步瓦解了中國的農耕經濟,導致農産品價格暴跌,又因爲經年累月的海戰(晚清絕大多數中外戰爭都是海上戰爭,包括黃海的中日甲午戰爭、渤海的中日劉公島-威海衛戰役、珠江口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東海的中法馬尾海戰、北部灣的中法鎮南關之戰等等,因此清政府對于西方列強的恐懼多在“船堅炮利”層面),這使得大量漁民不敢出海。珠三角、長三角大量農民、漁民不得不湧入上海、廣州、香港等地求生,當中不少人成爲了杜月笙、周至元等工商業巨子,有的被雇傭爲工廠的底層工人或店鋪夥計,有的靠經營餐館、炒貨店爲生,他們屬于“前市民”階層的特殊階層。

  [21] 二雲:《小報論》,《鐵報》,1930年5月13日。

  [22] Dewei Wang:Fin de 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340-341

  [23] 張元濟:《在民國六年商務印書館股東常會上的報告(1917年5月19日)》,張元濟:《張元濟全集·第4卷·詩文》,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325頁。

  [24] Marie Claire Bergere. “Golden Age of Chinese Capitalism”, John King Fairbank & ‎Denis Crispin Twitchet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1,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751.

  [25] 施則臣編:《新編實業法令》(上編),上海:中華書局,1924年,第195-197頁。

  [26] [美]威廉·I.魯賓遜,高明秀譯:《全球資本主義論:跨國世界中的生産、階級與國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70-71頁。

  [27] 丁日初主編:《上海近代經濟史·第二卷(1895-1927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95頁。

  [28] 張慶:《張元濟先生年表》,張樹年:《張元濟論出版》,北京:東方出版社,2015年,第274頁。

  [29] 張樹年:《張元濟年譜》,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年,第38頁。

  [30] 當時商務印書館的法律訴訟都由租界方解決,譬如美商米林公司曾控告商務印書館印行《英漢雙解韋氏大學字典》侵犯版權,此案系由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廨判決的。

  [31] 錢炳寰:《中華書局大事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1頁。

  [32] 石鷗、吳小鷗:《簡明中國教科書史》,北京:知識産權出版社,2015年,第103頁。

  [33] 同年7月,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電影教育委員會和播音教育委員會,這是我國最早的政府電教機構,兩個月後,無錫江蘇教育學院開辦了電影播音教育專修科,這成爲我國最早的電教專業。詳見毛毅靜:《影像記憶:百年變遷的教育敘述》(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15年)。

  [34] 王憶真:《談小報》,鐵報,1936年7月26日。

  [35] 南開大學政治學會:《天津租界及特區》,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年,第1頁。

  [36] 張樹年:《我與商務印書館》,蔡元培、蔣維喬、莊俞:《1897-1987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289-290頁。

  [37] 沈百英:《我與商務印書館》,同上,第287頁。

  [38] “大學叢書”(序言),金善寶:《大學叢書·實用小麥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第1頁。

  [39] 王雲五:《岫廬八十自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9頁。

  [40] 韓晗:《論現代印刷業與1920年代的左翼文藝》,《北京印刷學院學報》,2015年第1期。

責任編輯: 漾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