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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爲什麽沒有選擇西式活字印刷技術?
2018-10-08 08:16:22  來源: 文彙報

鑄以代刻:十九世紀中文印刷變局 蘇精著中華書局出版

      1885年,王韬在上海創辦了木刻活字印書局,名曰 “弢園書局”。讓人感到疑惑的是,作爲晚清著名思想家和改良派的代表人物,王韬何以又走上傳統木刻活字的道路?他有著豐富的閱曆,曾長期與傳教士共事,深受西式印刷技術的熏陶;他曾主持中華印務總局和《循環日報》,也非常清楚傳統木刻活字和鑄造活字兩者的優劣;而且,當時石印和鑄造活字印刷都已經在上海發展起來,作爲全國的印刷中心,上海是最早采用鉛字也是最早采用蒸汽機印刷的地方。那麽,王韬爲何要制造木刻活字,而不是向中華印務總局或就近向美華書館購買活字?這其中,或許有著多方面的原因。

      與當時“印書謀利者紛然”的現象不同的是,王韬創辦書局並非爲了謀利,而主要是爲了方便刊印自己和文人故友的著作;而刊印這些著作的目的,則是爲了表彰自我之成就,以便留名後世。

      王韬晚年對生命的體悟殊爲慘痛深刻,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言明了創辦弢園書局的用心所在:“弟于一切詩詞古文,信筆立書,不假焦思苦慮。茲之刻書,非必欲傳世,亦使世間知有我之一人,庶不空生此世界中六七十年耳。”(《王韬致謝綏之函》)

      弢園書局成立後不久,即“排印書籍五種”,包括王韬本人的著作如 《重訂普法戰紀》《西學輯存六種》《春秋朔閏日至考》等。此後,還刊印了老友許起的《珊瑚舌雕談初筆》,校刊了蔣敦複的《嘯古堂詩集》等。另外,書局還陸續刊印過一些科技文化方面的書籍。

弢園書局所刊刻的書籍,除了一部分用于售賣外,大部分都用于贈送或者換書。由于書局的運營並不是以盈利爲目的,因此,很快就難以爲繼,王韬只能到處向人求助經費。

      也是由于經費不足,王韬曾于1890年刊布一篇《弢園醵資刻書啓》,呼籲熱心人士認購弢園書局的股單,協助他完成刻印著作的籌劃。啓中曆述他已完成的著作有36種,當時已出版者只有12種。後來未見王韬《皇清經解校勘記》和《國朝經籍志》等書如計出版,必是因爲經費的籌措沒能達到預期的目標之故。

      王韬生活的年代,正經曆著“數千年未有之巨變”,西式活字東漸,與傳統木刻、照相石印一起相互競逐圖書市場。盡管照相石印倏然興起也隨即衰落,西式活字則不斷擴大市場範圍,最終得以超越並取代木刻,成爲20世紀中文印刷的主流技術。但在西式印刷和傳統木刻競爭的過程中,勢必會有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而王韬的弢園書局,或許恰恰是這一競爭過程的一個縮影。

      王韬選擇木刻活字的首要原因,應該是鑄造活字的成本較爲高昂。鑄造活字傳入我國時,大多是傳教士所采用,爲日既久,中國人才繼起仿制。王韬曾在墨海書館工作,1862年又赴英華書院參觀,對西式活字的了解必定相當深刻。從中國台灣學者蘇精對西式活字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作爲中國第一家鑄造西式中文活字的印刷所英華書院,面臨的諸多困難中首當其沖的就是鑄字。鑄造幾萬個漢字在當時是難以想象的事情,傳教士台約兒鑄字時認爲一副活字應該包含3232個漢字,然而,在10年中,台約兒只鑄了1540字,還不到半數。由此可見鑄字的不易(《鑄以代刻:十九世紀中文印刷變局》)。相比之下,木活字則原料易得,易于雕刻,成本低廉,王韬自然會首選木活字印書。

      王韬選擇木刻活字的第二個原因,是鑄造活字往往大小不全,同一個字又不多。與英文的以字母組詞不同,中國的漢字,在同一本書中常會出現很多次同一個字,以至于很難用有限的鑄造活字來印一本完整的書。因此,即使采用了鑄造活字印書,也常常不得不在緊急情況下以木刻活字匆促添刻其中所缺的某些字。也正因爲這個原因,當時正式書籍的印刷不少仍依賴于木刻。

      王韬選擇木刻活字的原因之三,是西式活字的字形未必能滿足王韬的要求。中國木刻圖書一向注重字形的美觀,但是傳教士所鑄造的西式活字往往在字形的美觀上有所欠缺,未必能讓王韬這樣的傳統士人滿意。馬禮遜、米憐等先來的傳教士都感受到漢字字形的重要性,後來因顧慮篇幅太大及成本太高,才不再追求美觀。至英華書院時期,盡管其印刷優良已經是公認的事,但在字形上與中國傳統木刻終究還有所區別。

      王韬選擇木刻活字原因之四,是木刻在當時仍有其相當的便利性。盡管王韬目睹過衆多以西式活字印刷的書籍,如《遐迩貫珍》和墨海書館印的《六合叢談》兩種,都是以英華書院的活字印刷。但是,即使是倫敦會的傳教士,若是遇到沒有印刷機、活字和油墨在手的情況,便也只能使用木刻。例如1862年麥嘉湖在上海創刊的 《中外雜志》月刊,以及1865年湛約翰等人在廣州創刊的《中外新聞七日錄》周刊等,都是木刻印刷。

      王韬選擇木刻活字的原因之五,是因爲王韬心中仍對中國傳統的印刷技術“心有戚戚”,“而木刻一線之延,亦由于此”(《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二編)。雖然他秉持著“西學爲用”的觀念,但其前提卻是“中學爲本”,他的骨子裏仍存著抹之不去的保守觀念。

      王韬選擇木刻活字的原因之六,或許是對自己“賣身事夷”“托迹侏離”一直耿耿于懷,至晚年依舊希望“再持玉節騰花骢”(《王韬詩集》)。從王韬的書信和日記中,已經有顯著的證據證明,他是後悔自己爲洋人工作的,指稱那是“失節”的行爲,是“非分之求”(《王韬日記》)。在西式印刷即將蔚然成風之際,王韬或許還想通過複興傳統木刻來“挽狂瀾于既倒”。

      1860年以後,已經不斷有中國人認同和接受西式印刷方法。從技術上衡量,這一時期傳教士已經能夠以價廉工省的先進電鍍技術大量複制活字,使得西式活字具備了同傳統木刻競爭的生産條件;更重要的是,西式活字引起了一些官員和士紳的注意,如郭嵩焘及其兒子、太平天國的領袖人物洪仁玕、上海道台丁日昌等。

      但西式活字徂東之旅斷不可能一帆風順,要長期習慣于木刻的中國人改用西方印刷技術而沒有波折跌宕,恐怕是一種過分的期待。王韬這樣的先進士人尚且不能在西潮東漸的大背景下順時而動,正是一個生動的例證。正因如此,西式印刷直到19世紀結束前才被中國人普遍接受,並取代木刻成爲中文印刷的主流技術。

責任編輯: 海聞